4月11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部分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指出“要扩大积极因素，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此在做好“简政”、“减税”两篇大文章。减税方面，重点之一在于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重点之二在于降费，包括阶段性降低“五险一金”、加大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力度，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行政性收费就是应当清理的不合理收费之一。所谓行政性收费，是指行政机关在面向社会提供普遍性服务时所收取的费用，如婚姻登记费、户口登记费、企业注册费、房屋登记费、货物检测费等。就项目数量与金额而言，这类费用在整个收费体系中并非主体，但因其既在理论上说不通，现实必要性也已经不复存在，相反既扭曲政府形象，又影响经济社会活力，应当在这一轮清理中，列于首当其冲之列。。

第一，行政性收费本来就缺乏理论正当性。顾名思义，行政性收费是各级行政机关为主体所收取的费用。按此前的解释，收取的理由是“两个特定”，即面向特定对象、提供特定服务。但是，综观行政性收费所涉及的服务，多为行政机关的“天职”，如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公安部门办理户口登记、工商部门办理企业登记、质监部门进行货物检测等具有普遍性质的服务，并非什么“特定服务”。至于特定对象，用经济学语言讲，无非可以确定收费主体，实际上是前来办理上述事务的企业或个人，属于具有普遍性质的社会主体。对于这些普遍主体所需要的普遍性服务，其所需要的成本费用是普遍性的税收。对此，社会成员已经进行了支付，政府不应另立名目重复收取。

第二，行政性收费的历史理由已完全消失。既然理论上这么说不通，行政性收费何以在我国长期存在呢？总体而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取向在政府领域不当扩散所致。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代，只有极少数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向公众、企业或其他组织收取少量收费，这被称之为规费。改革开放以后，财政改革中引入了“分灶吃饭”机制。由于财政保障能力不足，政府开始允许一些单位对外收取费用，刚开始是一些随着政府职能扩大而新设立的机构，财政无钱可支，只能允许其收费以获得必要的运行经费。后来一些实行差额拔款的单位，政府也允许其通过收费补足差额，是为“补差”。再往后，一些主要面向公众的政府部门如民政、公安等，“因为具备收费条件”也开始收费。如果说前面两种情况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合理性的话，行政部门收取的费用从一开始就属于不合理收费，政府对此心知肚明。只不过由于财力不足够这一现实困难制约，才勉强让其存续至今，只是力求规范管理而已。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当下中国政府之财力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本来就勉强的收费理由现在也完全消失了。

第三，行政性收费的负面效应已经非常明显。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据权威人士估计，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还将走出一个L型。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大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社会活力，培育中国经济新动能。2013年以来，国务院力推简政放权改革，从中央到地方，累计取消、停征和减免了近千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对全国范围内的水运、涉煤、教育、进出口等领域的收费进行了专项清理。为了防止收费死灰复燃，还实行了收费项目清单管理和公示。但是，鉴于以往在收费方面次出现的反复，改革必须从根子上铲除其存在的制度土壤。

因此，值此深化供给侧改革之机，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树立政府形象，有必要全面取消行政性收费，积极推动行政零收费。首先，要树立行政部门“不收费为正常，收费为特殊”的理念，明晰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格，在政府相关部门履行其天赋职责时，如无特殊情况，不应再在税外收费。其次，要积极推动、推广行政零收费实践。要在对行政性收费进行清理的基础上，推广借鉴上海、深圳等地的经验，全面取消政府提供普遍性服务的收费。再次，要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削除各类收费滋生的制度性根源。作为配套，取消行政性收费后所形成的部门经费缺口，要通过正常的财政预算安排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