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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为2020年1月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实录。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我发言的题目叫“开放中的中国与世界经济”,主要还是从经济的角度谈一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
 
前一段美国大西洋智库两位研究员写了一篇文章叫《全球2020年的十大风险》,其中提到一个风险就是关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意思是世界三大经济中心,即美国、中国和欧盟在2020年都面临着各自不同的问题,有可能形成一个世界经济向下的合力。这表明,大家在进入2020年时,对经济走势都非常关心。
 
总的来讲,各方面去年年末关于世界经济的预测和判断应该说都是相对偏悲观的,我们看到的很多数据信息都展示了这一点。从这张表上看到,全球的经济正处于一个周期性下行期,四大经济体,包括美国、日本、欧元区、中国,整个经济都有所下行。一些国际组织对此也不断发出警示,OECD、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对2019年和2020年的经济形势预测都不容乐观。最近我们注意到世界银行刚刚发布了最新一期的预测,这个预测比这一段的预测要稍微好一些,也说明大家对整个经济形势的看法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
 
总的来看,大家都认为现在我们还是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深度调整期,这个调整期体现在GDP和贸易增速上,都在向下。从企业家信心的角度,不管制造业PMI还是非制造业PMI,也是不大乐观的。各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都认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和变化,各个国家对此都在做出一些反应,有些国家搞负利率,有的国家推出降息降准,在欧元区和其他一些国家现在在货币政策已经没有太大空间的情况下,则倾向于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对我们的认识和心态有比较大的影响。
 
总体来讲,从2020年,大家共同的看法是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非常复杂严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有一个“新三期”的说法,即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现在经常提“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方面和各位专家对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我们的一个看法是,这个大变局是科技、经济、社会、经济、军事、国际关系各条线索分头发展,进而在某一个特殊时点上的交汇,在这个交汇点上当然有可能发生惊涛骇浪。昨天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我很赞同他的观点,他讲2020年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点恐怕是当下最重要的心态变化。在2017年,2018年,面对即将来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在调整,在纠结,甚至有一些抵制,因为我们对这种变局可能带来的变化充满不确定感。进入2020年,则是世界已经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一现实,我们需要调整好心态。
 
这个现实表现之一就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9、2020都在6%左右。对这个情形,悲观者看悲观,乐观者看乐观,不管悲观还是乐观还是需要一些横向、纵向的比较。从我们自身的历史上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创造了连续三十多年增长的奇迹,我近来对这个话很有感觉,以前看,主要是把注意力是放在“高速增长”这几个字上,最近发现,我们注意力不应该放在“高速增长”,而是应该放在“三十多年”上。原因是,和其他后发国家相比,大家从一个低速增长到高速增长的变化,经历一个相对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是所有后发国家一个共同特征。二战以后,同样经历过高增长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他们都经历过一个十几、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我们真正与他们不同的情况是,我们的高速增长期有30多年,比所有国家更长。但即使如此,这个高速增长期以后到达一定的阶段后,具体就是人均GDP在11000国际元左右,大概率地会迎来一个经济增速下行的阶段。所以,中国经济今天下行了,这有经济发展自身内在的规律性。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面对这样的规律性,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优点、不足在什么地方,即如何看待那些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力量和基本面。新供给经济学最近这几年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了很多重量级的研究成果,对于从供给侧看经济增长,我们提过出一个重新修正过的经济增长函数。以前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时候,主要是看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三个传统要素,这三点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说,我们正迎来一个要素升级的阶段。这个要素升级的阶段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传统要素从数量到质量的变化,二是除了传统要素之外,有一些新兴的要素目前正在出现,而且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分别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和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正式列入党的文件中的“数据”。所以,在2020年这样一个进入新的十年的开头,我们首先要了然在胸怀的,是要掌握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盘,即供给侧方面的要素情况。
 
首先,从传统的要素上来看,劳动力数量确实在下降,但是人力资本在提升。这两年明显感觉到大家提“人力资本红利”,“工程师红利”比较多了。另外,从大学的入学率、大学毕业生数量的情况看,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生数量,与其它国家相比遥遥领先。
 
第二条,储蓄率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投资,现在储蓄率确实在下降,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的储蓄率还是非常高的,甚至高得有点不正常,现在大约是45%左右。
 
第三是科技创新,从这方面来看,这两年无论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还是专利申请的数量,特别是R&D投入的强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第四,数据正在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反映在我们现在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上。这方面大家有很多体会,我不详细展开了。
 
第五是关于制度方面,制度是影响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时候专门对基本制度、根本制度、重要制度做出了一系列的概括。总之,力图还是为中国长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打下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我们刚才讲,中国经济的真正令人惊异之处在于高速增长期特别长。为什么?现在看很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怎么大法?这5组数字可以说明,这5组数字可以转化为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今年天猫双11节卖了2684亿元,是美国黑色星期五的5倍,这还只是天猫一家。我们还有已成网络化的基础设施。截至2018年末,我国铁路、公路里程分别达到13.1万公里和48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2.9万公里、14.3万公里,均位居世界第一。全国港口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2.4万个,民航机场达到235个,均高居世界前列。纵横成网、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将偌大的中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人员、货物、信息快速流动,并将那些地处偏僻的腹地带入中国经济的大网中,激发出强劲持续的经济增长潜力。此外,我们还有渴求创新并对美好生活怀着强烈愿意的人们,以及能将所有人凝聚在一起的强大制度力量,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坚实基础。
 
所以,进入新的十年后,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对外要妥善的应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对内推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经过了2017年-2019年巨大的心理冲击转变,到2020年,现在已明显观察到一种趋势,就是各方面的心态相对来讲趋稳,也就是我们已经认可、已经接受这种巨大变化将要发生,认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历史进程中,要如何调整我们的要素结构,如何调整我们的制度框架,如何调整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国现实真正走到了高质量发展的山脚下。
 
我核心想表达的意思,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当中,整个世界潮流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此同时,我们在看待未来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也要有更多地顺应规律,顺应潮流,而不是停留在我们过去的美好和舒适之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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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俏彬

冯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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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毕业于财政部科研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5-2006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2007年获第三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2012年获第五届全国财政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主要从事公共财政、政府预算和应急财政方面的研究。电邮:qbfeng666@163.com。本博客文章、观点,与本人所在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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