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7天后，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侧”一词，一时热遍天下。

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一种意见认为，仿美国供给经济学的先例，当前中国应当全面实施减税。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需要出发，必须承认，当前通过减税为企业减轻负担、降低成本以熬过经济下行期的种种艰难，努力存活到下一个繁荣期的到来，其必要性是客观存在的。

问题在于怎样减？仔细分析中国政府收入的结构后，我们发现，近年来我国仅以税收计算的宏观税负始终在20%以下，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一比例并不高。因此仅就税收而言，可减的空间似乎并不大。但如果扩大视角，就可以发现，在税收之外，还有几乎同等规模的其它收入。以2014年为例，我国广义政府收入合计为233629.5亿元，其中税收为119158.05 亿元，占51%；而包含行政事业性收费在内的非税收入共计21191.69亿元，占9%；政府性基金54093.38亿元，占23%；各类社保收费39186.46亿元，占17%。由此，减税的路径呼之欲出。

一是继续深入推进清理收费可作为减税的内容之一。我国现行收费的种类极其庞杂，十分具备清理整顿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共有四类收费。一是行政事业性收费。二是各类中介组织收费。三是与各类职业资格取得有关的培训与考试考务费、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四是政府负有管理责任的、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经营性收费，近年来饱受诟病的高速公路通行费、停车费、景点门票费、停车费等，多属此类。在管理方面，收费存在若干痛点。一是与行政权力密切粘连，大体而言，80%以上的权力点后面都附着有收费。二是定价机制不完善、不科学。收费的实质是价格，行政事业性收费就是政府或事业单位提供服务的价格。到底哪些是社会已经通过税收支付了的普遍性服务，哪些是需要另起炉灶专门收取的服务，两者之间的界线很值得重新讨论。三是管理机制陈旧落后，令人动容。在已经进行了十几年的“收支两条线改革”以后，执收单位在收费收入与其分配使用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若明若暗的关联。2013年以来，国务院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了一大批收费项目，但考虑到我国收费体系的庞大芜杂以及管理体制的陈旧，继续推进清理收费改革、切实为社会减负的空间仍然巨大。

二是继续整顿政府性基金是减税的内容之二。我国政府性基金规模巨大而且近年来还屡有余额。同收费一样，政府性基金的管理存在着明显的体制性问题。一是收取的法理依据不足。有研究者称，在现行45项基金中，有明确征收依据的仅有6项。二是收取的标准不清楚，调整机制缺失，甚至发生过有的基金到期后，换个名称继续收取的恶性例子。三是政府性基金使用管理信息透明度不高，可信度存疑。更重要的是，政府性基金的部门化特色十分明显。在公共财政管理已搞了快二十年的情况下，政府性基金仍然沿袭了上世纪80年代的管理方式，执收单位集收、支、用、管于一体，即所谓“列收列支”的方式，各环节之间缺乏必要的制衡，十分落后，十分费解。今年以来，财政部门已加快了对政府性基金的管理改革，将11项基金调入了一般公共预算进行统筹。但余下继续改革的空间，仍然十分巨大。

 三是适度降低社会保障费是减税的内容之三。目前，我国“五险”的缴费比例，企业为29.8%，个人为11%左右，合计超过个人工资的40%。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测算，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我国的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显然具备下调的空间。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决定，十三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并适度调低社保缴费率，可谓应时顺势的明智之举。

四是税收本身也有一些可减的空间。比如，深入推进“营改增”、切实将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做到位、加大对某些特定行业的税收优惠等……都是可行之举。不过，与总量方面可腾挪的空间狭窄相比，我国税收结构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即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过多地干扰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影响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经济的转型升级。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是，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六税一费”改革，尽快推动我国制度收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方向转化。

总之，正如供给经济学进入中国以后，结合现实需要变身为“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经济学”一样，关于经济下行期减税的主张也要因时、因事的改造，进而形成特定制度条件的“中国式减税”方略，而非单纯的“拿来主义”，以防止用药错误，酿成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