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热，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因为承担着一些对地方和对各方面官员的讲课任务，今年以来我讲的主要课程就是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体会，也有一些思考。所以，今天我把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思考跟我们在座的，特别是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50人论坛的诸位专家做一个汇报，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大家经常提到两个东西，第一个叫长周期，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当中也一再提到，习近平总书记一再说长周期的问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可能做出任何努力都显示不出效果。所以，这个问题上恐怕要做一个长的打算。所以，大家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会经常使用“长周期”这个词。“长周期”到底所指何为，这是我想搞明白的一个问题。

 

我查了一下，经济增长周期有短周期3-5年，中周期20-30年左右，这里讲的是更长的周期，这个时间可以50-60年，它的提出者是俄国的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他提出的周期有具体的内容，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特别在进入工业化革命以后做过一些划分和分析，其核心观点是：长周期是一个生产力的发展周期，与技术革命的周期相关。一个新技术的从发明应用和逐渐的成为一个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后再到所谓这个技术的成果被逐渐的人类消化掉，所谓“低垂的果实”被摘完，就会迎来下一个周期。长周期在他这儿主要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周期。

 

这个周期后来在别的地方也有些提出，比如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网上有人把工业革命以后经历的几波长周期做了一个总结。到现在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四波长周期的过程，现在正处于第五波。从现在所处的阶段上来讲，旧的技术革命已经到了一个比较衰退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和我们看到现在感受到的一样，我们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整个全球开始走向低迷。所以，这个长周期实际上就是一个科技周期。这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如果我们结合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的判断，长周期等于科技周期，实际上这后面还有一个等号，实际上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周期，整个是这样的周期阶段。这个周期阶段对我们思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第二，有很多人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供给经济学是从5个要素的角度来给出的。从我讲课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公式特别有概括性。很多人反映说有时候不知道供给侧在说什么，我讲课的时候只要用这么一个函数，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从供给侧的角度取决于这5个要素的组合情况，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所以，大家感觉到这样表述起来比较容易。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在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自己做了两步的逻辑推演。第一步围绕着这五大要素，就是我们讲的传统的人、地、钱，以及科技创新和制度，可以说清楚一个大家非常关心，但很多时候说不清楚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与市场定位的问题。有些人经常疑惑，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主体到底是政府还是企业，一种更综合的说法既跟政府有关，又跟企业有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毕竟还是有职责分层，我觉得从5个要素的角度来讲可以说得比较清楚，即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角度，它所关心的要素实际上是人、地、钱三个组合，以及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是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所处的位置和主要发挥作用的方面。再往上提一点是中观层面，我们认为大企业和政府的角度特别关心的科技创新。再往上提，是在宏观层面，宏观层面就是作为政府来讲，它作为制度的唯一和垄断的供给者，主要着眼点应是制度。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要素中起的作用应该在中观和宏观宏观，作为企业来讲主要是在微观方面。所以，这个问题可以有助于我们想明白在这么宏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政府和市场到底之间如何定位，他们之间是个什么关系，这是我往前面推演的一步。第二步还是围绕着要素，刚才徐司长也讲了，要素的流动要以效率为目标来牵引。如果我们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集中在这五大要素的层面，从要素本身来讲，他至少要经过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包括:第一个阶段就是从旧的生产结构中把这个要素释放出来，第二个阶段是要素在市场中按照一定的方式，以效率为导向进行自由流动，第三步，流动的要素一定会凝结在当时的情景下效率最高的部门。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推演出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从低效过剩领域释放要素，着重化为当前大家谈的特别多的“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特别有感触的，现在各方面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成“三去降一补”，我个人认为这是说不通的只限于这五大任务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些往前端走的事儿，要以结构性改革来推进。

 

第二步：以结构性改革来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我们很多方面的东西都涉及到复杂的改革，围绕着这五大要素有一系列的改革要推进。所以，这是把结构性的东西可以容纳到里面。

 

第三步：大力发展新经济，优化要素配置。在当时、当地，在当代的时代条件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后的成果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认为根据现在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恐怕要落在新经济方面，新经济最后成为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优化要素配置最后的体现。

 

这是我的想法，这个想法涉及到我们开篇说的要经历一个长周期，基于一个科学技术进步的周期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事情关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有很多的书籍和论文，简单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解放了人的体力，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解放了人的距离，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即将解放人们的脑力。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从目前我们听到、看到，无论是官员还是专家学者，这个方向的讨论都是在朝人工智能的方向发展。所以，这就形成我们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大致的趋向。当然，里面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在此不再多述。

 

在明确了这样一个产业发展方向之后，回到中国新经济的问题。关于新经济，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新经济指数，这是北大国发院和财新智库合作的，克强总理经常表扬。这里面涉及到九大经济类型，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新经济对于我们整个经济的贡献已经达到30%以上，他们每月发布一次，这是广义的新经济的内容。在这里，新经济包括的内容很显然看得出来是指未来我们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的产业。

 

但一般谈到新经济的时候，实际上新经济的范围要窄很多，主要是指互联网经济，即基于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主要是这一套。在国家”互联网+战略”提出来以后，很多企业都在说，怎么样才能+互联网，或者怎么互联网+？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在我们现在几百上千的产业当中，真正实现互联网对它全方位改造的就1.5个行业，一个是电商，还有0.5个行业是正处于波折中的网约车行业。

 

关于新经济有一些基本的特征。我花了很长时间看了很多新经济方面的书，试图想把握住新经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通过这些学习，这几个“新”应该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第一个是新要素，简单的说信息成为生产要素。第二是互联网成为新的基础设施。第三是商业活动的主导权从以前的消费者，还有流通商、生产者转向消费者。这三点变化非常重要，我特别认为第一个，你现在的产业是否是利用好了要素作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这个是判断你是否实现了互联网+或者+互联网的非常重要的标志。

 

对于全社会来讲就是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最近马云的一个讲话提到一个“五新”，包括新零售、新制造，新能源、新基础设施等，他也提到，未来政府推动这个事情要出新的“五通一平”，即政府所有的政策导向是不是通向这”五新”，”一平”就是政府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生产经营环境。这和新经济之间很多认识当然是非常合拍的。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讲传统经济和新经济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是权力的转移，以前的权力是在生产者，以及相应的以经济为导向的政府的身上，但是在这种互联网+的时代，权力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讲的拆围墙，世界变平，还有信息充分的扩散，因此消费者这方面的权利大大增加。。

 

最近两年中国新经济发展的情况是非常好的，我们互联网已经达到了将近6亿。另外，我们互联网的普及率水平非常高，在世界上肯定都是站在最前面的。另外，大家特别关心的分享经济，《中国分享经济报告》指出，现在我国分享经济的规模已达到了两万亿，有五千万左右的人参加到分享经济的过程中，而且展望未来，分享经济未来五年的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的时候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这说明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正为经济下行所困，但是经济增长的曙光和亮点是在的。我们怎么不纠结于过去的停滞，而去拥抱新的机会，这一点对各方面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两点基本的看法，这个基本的看法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很可能最后要体现在新经济发展的怎么样。这是我的一点认识。另外还有一个是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不是五年的事情，我们五年规划到2020年完成“三去降一补”的具体任务，如果用长周期的观点来看，用科学技术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不可能是一个三五年可以做到的事情，它就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事情。这个长期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可以理解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下半场。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前三十年我国实现了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后三十年要实现的是要素市场化。所以，这些方面合起来，就很可能进一步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

 

另外一个方面，当前经济在下行，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各方面殚精竭虑，想尽了一切办法。在这个问题上要看到，真正能挽救中国经济走出泥淖的，还是要把希望放在新经济方面。这方面遇到的困境就是我们的新经济和旧的监管制度之间的不合拍。这方面大家看到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最近网约车在媒体上非常火爆，很多地方细则的具体规定大家都认为这是在开倒车，这都是和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逻辑和基本要求不合拍的方面。实际上大家看到，网约车的例子不是单个的例子，这之前还有一个跨境电商的例子，这是我们关注到的，也许我们关注到之前还有别的很多例子，这方面的问题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新经济和旧制度之间的不相适应。这张图表反映的是跨境电商政策去年出台以后，媒体上称为48新政，由于税率大幅度的上升，加上”两单”的管理规定，基本上使跨境电商一夜熔断。我追溯了很多资料，反映出有关部门在推动跨境电商制度改革的时候，初衷点是很正确的，就是促进税制公平，维护一个正常的生产贸易环境，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从结果上来讲就是不好。到5月24号“新政”叫停，暂停一年推出。现在，网约车走了一模一样的路子，刚开始大家的出发点都很好，但是执行过程中后来造成没法执行下去。现在网约车的地方新政是一个什么走向完全可以预计，可以看到它下一步是什么。这当中暴露出的思维逻辑是一样的。

 

在总结为现行的政府监管制度面对新经济的时候，我用一个词叫“白天不懂夜的黑”，真的不明白人家怎么回事儿。我们传统的旧监管是强调集权、层级、区域和条块分割，用这个词对照跨境电商的例子，再对照今天网约车的例子，每一个词对他们来讲都太形象了。第二条也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过程是封闭的，自上而下的，在网约车这个问题上，今年7月份交通部出台网约车的管理意见的时候，我还在博客上说这个很好，看的出来交通部很亲民，而且和滴滴出行这样的平台公司有充分的沟通出台了这个意见，但是到后面到这次地方版政策出台，滴滴写了封公开信，反映出地方政府与滴滴没有进行充分沟通，政策的制定过程仍然很多是封闭的。这导致一些官员、部门出于一些良好动机、非常正当非常正确的动机出台的政策，就可能遭遇到市场的不认同，最后造成这个政策没法实施，这对政府的公信力有很大的伤害。还有监管方式差别，以事前审批为主，但是事中、事后监管不会，包括跨境电商中的“两单”的例子、网约车当中一些不适当的规定……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旧的政府监管制度面对新经济的时候，对新问题、新需求是难以及时回应的。在新经济成长的初期，政府往往疏于引导、基本上不管，结果这些行业借势野蛮生长，长到一定阶段对旧的利益格局形成严重冲击，政府此时又出拳过快过重，基本上一拳就把它打晕了。即使各方面都认为需要监管，比如网约车安全性，一定是需要监管的，但是政府的做法是惯性的，这样形成我们叫“旧鞋装新脚”，主要的意图就是你的新经济必须要适应旧的监管制度。这些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从出路上来讲，还真是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一个初衷上，就是从管理到治理，切实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在新经济和跨境电商的例子中，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出来，所谓的治理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停留在专家学者的讨论当中，不再是停留在政府一种观念的倡导当中，而是要落在具体的问题上。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如果不用治理的模式，就可能使你很多动机非常良好的政策出台以后受到市场的抵制，最后撤销，最后极大的伤害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这方面有很多具体的思路要改，这里面我们提出几个。

 

1、底线监管，基本上要符合安全性，不要违法违规，这和负面监管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2、引入一些平台治理、行业协会治理。有很多例子可以表明，在零售电商领域，平台已形成了很多新的规则，这些规则是各方的参与者都非常认同的，这些规则到一定的时候，就要上升到行业规则，还有一部分要进一步上升到国家行政法规的角度。所以，这方面在制定规则的问题上要充分的听取平台的意见，平台的问题上还是有经验的，尤其是大的平台。

 

3、大数据治理。我们可以看到在跨境电商中可以看到，税号管理的方式很显然没有用已有的大数据解决问题。所以，希望用一种旧的管理制度要求跨境电商一定要适应这个东西，后来适应不了造成大家的反弹。

 

4、柔性转型，平衡好传统经济和新经济的关系。新经济是带有一种破坏性的创新，对既有利益格局的确有很大的冲击。网约车上大家看得很清楚，存在出租车公司和网约车的纷争。在跨境电商上也是一样的，海淘业和传统的进出口贸易之间也有利益之争。在这当中，主要是要认清方向，做好预期管理，要柔性转型，转的弯子不能太大，但是不能不转，你可以给出一个三五年的预期，逐渐把这个事情落实下去。给大家一个充分的调整时间，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政府在出台一些政策的时候看起来很快，但是效果不好，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总之，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讲，回过头来说，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的成果要落实到新经济的发展上，政府这方面必须率先而为。

 

本文为10月16日在新供给2016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