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税费问题的讨论铺天盖地。对于到底是税重还是费重，现在各方面的认识已基本趋于一致，减税降费也已成为2017年供给侧改革和今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但在降什么费、如何形成不增加费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现有讨论还少有触及。笔者曾主张，降费一要从政府自身开始，适时取消那些提供普通公共服务的行政性收费（这一点已多次提及），二是要从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比如社保、残保等。

残保金是残疾人保就业保障基金的简称，一般公众对此比较陌生，但在企业界却是如雷贯耳，无人不知，也是长期以来企业最有意见的收费之一。为此，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试图搞清楚残保金的来龙去脉。简而言之，残保金是指在实施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的地区，凡安排残疾人达不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一般是当年职工人数的1.5%）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需要按照年度差额人数和上年度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缴纳用于残疾人就业的专项政府性基金。

客观地说，鼓励残疾人就业既符合主流价值观，也是迫切的现实需要。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共有八千万左右的残疾人，其中70%具有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是我国劳动力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鼓励各单位吸收残疾人就业，我国自1990年开始，就倡导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无法安排的单位则罚缴残保金。为此，自1992年起各地开始征收残保金。1995年财政部出台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暂行规定》，这是可以查到的有关残保金管理的最早规范性文件。

该文件规定，残保金的性质是专款专用的政府性基金，主要用于以下五个方面：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有偿扶持残疾人集体从业、个体经营和农村贫困残疾人发展生产；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适当补助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业务经费开支；对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有突出贡献单位和个人的奖励；其他有利于残疾人事业发展项目的支出。

实际运行情况怎样呢？资料显示，1998之前，残保金的征缴执行主体多为残联，多数事业单位和企业拒绝缴纳。1998年以后，一些地方逐渐将残保金交由地税、社保等部门“代征”，2006年以后几乎全国一致。由此，残保金征收的强制性陡然增加，征收额随之大幅上升。试举一例，北京在1995-2005年间，残保金一直由残联征收，11年间征收的总金额才6.5亿元，2006年将残保金改为地税代征之后，当年征收金额就达9.52亿元；2007年达到11.67亿元；2013年征收额近30亿元。近年来，随着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残保金更是水涨船高。以2014年为例，全国共征收了280.19亿元的残保金，令人咋舌。有意思的是，多篇文章都指出，即使交由地税征收，一些地方的机关、事业单位仍然“拒绝交纳残保金”，比如“ X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6037个，从业人数近20万，应缴纳保障金5000万以上，但现实是只收了数万元”；再如“据某市政协数据，2012年度该市共有党政机关和财政拨款事业单位189家,应交纳残保金626万元,实际只征收250万元,征收率仅为40%”。

在公开资料中，很难查到残保金的具体支出科目及其金额。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在实际运行中，残保金早已突破了财政部此前规定的五项用途，其中一些还算说得过去，比如用于对于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补助，另外一些就说不大过去了。试援引一份审计资料所揭示的情况：2004到2007年，X市残保金收入4.3亿元，支出3.2亿元，其中直接用于残疾人就业和培训的只有2427.18万元，只占残保金总支出的7.5%，而基建支出为1亿8470万，占比高达58.03%。即使如此，也仍然面临着残保金结余过大、用不出去的情况。比如2014年，全国共结余了残保金70.34亿元。

与庞大的、甚至用不出去的残保金形成对比的，则是我国残疾人就业状况的不容乐观。2005年，全国城镇新就业残疾人39万，其中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11万，占比为28%，到2013年，全国城镇新就业残疾人36.9万，其中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只有8.7万， 2015年城镇新就业残疾人26.3万，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6.6万，占比均在25%左右。不增反降！

残联自己的调查也承认90％的企业实际上并未安排残疾人就业。即使在安排了残疾人就业的企业中，“挂靠”现象也十分普遍，即企业与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待遇；同时又与残疾人签订私下协议，他们不用到岗上班，企业也无须对其承担支付工资外的任何责任。另外，买、租残疾人证用于应付检查，在很多企业更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惊。

2015年，残保金管理迎来了重大改革，由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了一般公共预算，这是对多年来关于残保金“公共属性”的制度性认可。近期关于残保金方面的改革举措，也说明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其中的不合理成份。从长远而言，残保金的彻底改革应当纳入到社会保障“费改税”的相关改革之中，一个口进，一个口出，不再出现单列名目收费的陈旧做法，以从根本上减轻企业负担。

在笔者对于残保金的追踪过程中，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黄宗曦定律”这个词。是啊，如果没有对于政府收入的总体控制机制，今天这个部门出一个收费，明天那一个部门出一个收费，单看都不多，也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经年累加以后，就成了社会不可承受之重。这，正是当下的情形，也是讨论税费问题最应当引起警醒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