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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的思想是关于特朗普在就任总统以后和在之前有关振兴美国制造业、振兴美国经济一系列的意图,这些意图当中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大家反复提到的非常关注的就是税改的问题,这个税改基本的情况,美国现在的企业所得税大概是34%左右,联邦层面和州层面加起来企业所得税大概是39%左右。现在OECD国家的平均所得税税率大概是25%,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实际上还要低于25%的水平,这是基本的现状。
 
在这个现状下,特朗普围绕着税改提出了一系列方案,这个方案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美国的税改和特朗普的税改不一定完全一回事,其中还有作为共和党提出的一整套关于税收改革方面的建议或者动意,表中我们做了详细的划分,哪些是美国税收的现状,哪一部分是共和党提出的2016年的税改蓝图,还有一部分是特朗普提出的税改动议。总体来讲税改的基本思想主要是围绕着减轻全社会的税收负担,所以税收负担第一部分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个税方面总体的改革思想是有七级税率档次变为三级,第一级税率是从39%调到33%,这是基本状况。下面有些是有关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的具体规定,时间关系不讲了。 
 
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来讲,它的总体方向是从联邦所得税的税率从35%调到20%或者15%,这是他们税改的方向。围绕着这个方面,就是围绕着企业所得税方面内容比较多,因为除了税率本身的调整之外,还涉及到它的税收的抵扣下有大量内容,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在投资支出。投资支出类似我们讲的企业开办之初所涉及到的投资支出,其中包括土地、固定资产等等。这方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像共和党的税改蓝图指的是除了水、土地之外的投资可以一次性抵扣,但是特朗普的办法比较激进,包括土地在内企业也可以选择抵扣。所以这个力度非常大,因为它现在的状况和我们相同,就是基本上企业类似于这样的支出在一定年限内按照折旧的方式逐年提取的,现在的改革动意来讲,有可能在一次性的抵扣,所以这个对于企业的影响至关重要。另外还涉及到企业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海外留存收益的问题,现在美国政府要征收35%的返回税,在共和党的税改和特朗普的税改方面对这个进行大幅度的降低,最低的当然是提到了10%左右,这个是吸引美元回流非常重要的方面。 
 
另外跟这个相关的问题,美国税收征收制度上的重大变革,由以前的全球征税,动议上提出来对美国本土的收入征税,这对美元的回流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 
 
当然还有大家关注的跨境税,对于在海外办厂或者产品回流有一些方面的税收,但是这个方面的具体情况不再说了。其中还有涉及到企业比如说鼓励美国的企业进行创新、进行投资,在它的研发支出、国内生产、股息负债权益等等这些方面在这一套税改方案当中都有比较明显的劣势。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美国特朗普的税改到底产生什么样的效益?美国税收基金会对这个进行了测算,好的方面很清晰,基本上可以在未来拉动美国经济6.9—8.2个百分点。另外,可以新创造就业岗位大概200万。当然与此同时,对美国未来十年财政收入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预计会产生4.4万—5.9万亿美元的财政减收。所以对他的税改一方面从积极的方面看他未来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有很多的好处,另一方面有人批评这样的税改方面可能会更加扩大美国现在已经比较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 
 
那么到底怎么样评价或者预判特朗普税改以后在他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可能产生的效益?我们实际上可以参考,在美国特朗普税改之前的税改,前一次税改是里根政府时期,81年和86年分别通过的税改法案,不论是这次共和党提出的税改,还是特朗普提出的税改,是在86年提出以后美国税收制度的大修。所以在上一次税改的主要针对点还是针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取向仍然是降低企业的负担,降低个人和家庭的负担,所以从取向来讲基本是一致的,那么从它的效应上来看,里根政府上台的时候,美国人自己发明了所谓的“悲惨指数”,1980年里根上台之前这个指数达到20.8,经济惨淡,但是执行税改政策之后的两年后来美国经济出现比较大的反弹,有三张表,第一张是关于美国失业率的下降,中间是关于财政收入的回升,有明显的反弹,下面这个表是关于经济增长率。所以税改方案投下去,然后经过两年左右的努力和坚持,这当中的坚持特别重要,因为在短期过程中都有可能带来重大冲击,尤其是赤字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减少,会带来重大的冲击。但是在这个冲击期过去以后,政策的正面效应显现,这个从数据上可以看到,所以对我们今天预判这套税改方式,尽管会经过非常复杂的博弈的阶段,但是如果说这套税改做出来里,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可以做思想上的借鉴和参考。
 
另一方面,对于特朗普的税改会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全球的减税狂潮或者减税浪潮,从现在来看这方面迹象是存在,一个是英国政府已经宣布从2020年把企业所得税调到17%,另外很多欧洲国家大家分析还是有可能会跟进减税的动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现在已经深深的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的中国经济,对于我们自己推动我们自己的税改应该推动?我觉得我们要对这个情况心知肚明,然后作出我们基于自身情况的一些判断和一些选择。
 
这当中我们看这张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美国税负的比较,这个报告当中,中国的排名131名,总税率68%,纳税时间259小时,全年纳税大概9次,这个是在世界银行的报告当中列示的,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要承认,现在大家虽然对我们税收状况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是要看到2005—2015年中国在整个报告中的排名是在上升。换句话说是什么?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税收方面的某些选择是对的。 
 
另外,我们要看到中国和美国税负结构上有重大差异,这个重大差异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对我们当前关心企业所得税改革各方面的人士来讲,我觉得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就是在美国企业所得税负,企业承担的税负是28.1,在这个报告当中,这个28.1%,主要指企业所得税部分,扣除了优惠、抵扣等等所形成的28.1%,美国真正低在劳动力税费,劳动力税费这块主要是社保,用这个方式比较中国现在的企业税负,同样是所得税的概念,因为世行是在190多个经济体当中有可比性,所以口径一样。那么我们企业所承担的所得税方面的税负,如果扣掉各种抵扣和优惠,我们的结果是10.8%,这个10.8%的水平和美国28.1%的水平比起来明显低。我们真正高的是在劳动力税费48.4%,主要是指的社保这块,所以对这个税收结构的比较要看得非常清楚,现在可以预判我们在企业所得税上应该怎么改及还有多大空间来改。 
 
除了我们说的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收入当中占比比较小之外,另外美国的税收相当大部分,70%以上是来自个人所得税。所以说这些基本情况的陈述只是表明了,中国即使是要汇入全球的减税浪潮,我们选择的路径和美国选择的路径也不相同,也不是简单的企业所得税大幅度下降,这是我做了这个研究以后形成的核心观点。 
 
中国在自己选择自己的减税路径上要有自己的出发点和依据,两个,第一个是税制结构,我们的税制结构是左边那张图,我们大概是60%左右来自于流转税。我们还要看右边这个图,就是政府收入结构,我们只有50%来自于税收,所以中国选择自己税改路径的时候要从自己的基本情况出发,从这个地方出发,我们认为中国在推行自己的减税方略的时候,首先第一步还是重在税制转型。
 
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意见当中,对于税制转型方面的方向提的就是从间接税为主到直接税为主,站在2017年回过头看2013年文件当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和方向选择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认为重在税制转型。
 
第二,税收方面,刚才大家非常关心的主要是税收法定的问题,在我们有关部门关于税改的路线图、时间表上也有明确的说法。另外是企业所得税,我认为在这方面主要是梳理现成的条文,可以在原用的很广泛,而且实践过程当中,已经成为普遍选择的行业性、区域性优惠上升到法规条文,形成正式的文件。另外是加快直接税方面的改革。
 
所以在税收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些,但是我们还要说的问题是,中国的减税选择上,客观的说税制主要是转型,但是要减税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减低负担,主要是落实在对税外收费体系的整理上面。有人曾经提出过行政性零收费的建议,当然这个各方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行政性零收费不可行,但是我们这里用了三个例子说明这个事情逐渐的朝这个方向努力还是可行的。第一方面,比如说深圳福田区在2014年开始行政性零收费,广东是在2016年10月1日起开始全省省定的涉企行政性收费为零。另外浙江的质监系统也推动系统内的零收费。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有一些开发区,或者有一些地方想发展某一个区域,某一个产业园区通常也在区域内搞零收费的政策。这个只是它的渐进的路子选择,但是从未来,对政府提供普遍公共服务的收费确实可以往下减,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本条件。
 
另外中国式的减负也好、减税也好还得应对政府性基金的系统,我们注意到今年减税降费的改革当中,降低或者取消某些政府性基金已经成为有关部门的选择,但是还要看到现在政府性基金数目不多,大概20来项,但是金额比较大,这里面进一步推动,客观说不是政府性基金本身的事儿,必须要和价格联动,因为这里大量涉及定价的问题,所以涉及到和价格机制联动的问题。 
 
还有社保逐渐降低的问题,有一些进步,但是显然还有努力的空间。最后一个点,我们还是想说明一点,所有的减税也好减负也好,必须同时伴有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相互支持和配套,地方政府要有自己稳定的财政收入体系,另外如果不是这样,减税浪潮冲击下的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想一些别的办法组织收入,这样会对冲中央政府减税降费的效果。
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此为2017年4月17日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与人民网合办的“2017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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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俏彬

冯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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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毕业于财政部科研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5-2006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2007年获第三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2012年获第五届全国财政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主要从事公共财政、政府预算和应急财政方面的研究。电邮:qbfeng666@163.com。本博客文章、观点,与本人所在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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