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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两轮全球化历程。第一次轮是以英国主导,主要表现形式是在全球范围内开拓殖民地,掠夺原材料;第二轮以美国为主导,主要表现形式是贸易全球化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本、信息、人才的全球流动。历史地讲,这两次全球化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将原本分散、独立发展的各地区市场联通为全球大市场,一方面生动再现了“市场秩序的自动扩展”,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人类社会贸易与财富的空前增长。

但正如哲学家所言,一个事物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同时在生成它的对立面。历史上英国主导的第一次全球化曾遭遇到了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激烈反抗,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现在美国主导的第二波全球化正在遭到其本国人民的抗拒,也进入到逆向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相继出现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和行动。以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竞选结果出台为标志,逆全球化更是一浪高过一浪,2017年也因此成为“黑天鹅”纷飞的一年,巨大的不确定性笼罩全球。

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卡尔.波兰尼在其著作《巨变》中,曾对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前因后果进行过解释,其基本逻辑是:第一,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将引发反弹,即社会起来保护自己,是为反制;第二,社会运动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左冀势力上台 ,是为传递,第三,经济萧条、战争频发,此为 “崩溃”。他深刻地指出,法西斯主义兴起就是自由市场第一次蜕变的后果,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各国用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虽然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历史也常常有惊人的相似。当今世界出现的种种迹象表明,第二波全球化也正在遭遇“反制”,也正在向政治层面传递。能否避免一战、二战的悲剧,保持和促进人类社会更大的繁荣、更长时间的和平,是今天我们站在2017这一可能成为历史重大转折点,所有人、所有国家都必须深思熟虑、审慎决策的重大问题。

时势造英雄。巨变之际,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影响力、领导力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一战、二战之后,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而现在,美国似乎重新要回到门罗主义的时代,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却正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继2016G20杭州峰会之后,近期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以“直面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为主题,广集全球政商学各届人士参与,5月份还将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目的也是促进全球经济合作与融通。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初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更是表明了中国维护全球化的坚定决心。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化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有着重大的差别,可称之为“新全球化”。新全球化之“一新”者,首先在于主要是促进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同时尊重各国人民基于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新全球化之“二新”者,在于更加注重包容增长,即国不分大小,地不分东西,都有权利从全球化中得到应得的份额。新全球化之“三新”者,在于其主要动力机制是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技术所催生的数字经济所形成的新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新全球化之“四新”者,在于需要对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治理格局进行调整,新兴经济体将在全球治理中获得制度性的话语权和更大的表达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增长。2016年,中国GDP总量达到74万亿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上第二个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接近15% 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经济紧密融合在一起,中国从全球化中既自身受益,也希望广大和中国一样的后发国家能迎头赶上,加快自身发展,提升本国人民的福祉。为此,中国愿意并将成为新全球化引领者和重要参与者,守护世界经济的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应当和其他国家一道 ,共同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提供新全球化的相关制度。制度是行动的规则。在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球化大家庭中,红黑白黄,来自全世界的国家汇集在一起,自然需要有一些大家共同遵从的制度。二战以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等作为协调机构,在协调各国的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人类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一建立于其时其地的全球化协作机制,放到今天已不能完全反映过去几十年间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更不能反映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利益诉求,需要进行适应性更新。

二是要构建新全球化的协作平台。全球化意味着各个国家通过经贸往来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思想相互交流、文明相互融通,这中间当然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风平浪静,也免不了冲突。为此,迫切需要新的合作平台来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以G20为例,基本上包括了当今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代表性很强 。也只有在类似于这样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新平台上,才能就当前和未来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广泛的协商并达成共识,并促成一致行动。以去年杭州峰会为例,参与国共同认为为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衰退,与会各国应当在加快科技创新化结构性改革、扩大绿色投融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共同努力,而且“凡所承诺,定将落实”,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动力与希望。

三是要创制新全球化的相关机制。新的全球化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原有的国际协作机制的作用,更需要根据情况变化和新形势的需要,创制出适应新需要、回应新诉求的新国际协作机制。近年来,中国政府提议和倡导的“一带一路”、亚投行、亚太自由贸易区等,一经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就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和积极的参与。截止到现在,参与到亚投行的成员国已有70多个,而拟议中的亚太自由贸易区也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在得到很多国家的热切回应以及沿线国家的积极参与。这说明,中国正在做的事情,符合大多数迫切需要发展和提升民生的国家的现实需要,符合历史潮流,契合现实需要,具有必然性和广阔空间,也是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和增长之后,反哺世界的良善之举。

历史的确有惊人的相似,但历史也不会完全重演。回顾历史,我们从中得到的重要认识之一是,全球化不可能中断,最多是变化一种发展形式。究其原因,是因为全球化本身并不是由个别国家推动的,而是基于人类社会科技进步、产业变革的必然之举,而是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秩序,一旦展开,就从未主动或被动地回到原点。只要看清这一点,就可明白所谓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不可能成为世界发展的大势和历史潮流,最多是全球化的舞台上更换一批演员而已。中国正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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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俏彬

冯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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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毕业于财政部科研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5-2006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2007年获第三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2012年获第五届全国财政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主要从事公共财政、政府预算和应急财政方面的研究。电邮:qbfeng666@163.com。本博客文章、观点,与本人所在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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