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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模型

一、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供给侧的五大要素
 
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新供给经济学等方面的已有成果,我们在肯定需求的原生动力意义、又明确供给对需求的响应机制是生产力水平阶跃式发展的关键性动力贡献基础之上,从供给侧把经济增长的要素抽象为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含管理)这五大方面。笼统而言,这五大要素都不可缺少,对经济增长都有其贡献,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的相对贡献有所不同,且不同要素相互之间的组合情况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增长态势及其综合效益。所以,适应经济增长的阶段转换、在五大要素的结合方面“推陈出新”、顺应规律创新发展就十分必要。
 
五大要素形成经济增长的一组函数,其理论模型可用表示如公式:
 
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L代表劳动力, R代表土地与自然资源,C代表资本,T代表科技创新,I代表制度与管理(冯俏彬,2016;贾康,2016)。经济学意义上的要素,是指所有经济主体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都会涉及的主要投入。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各要素的作用力度和影响效应,则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在经济增长的早期,劳动力、土地、资本是最明显、最主要的要素。在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科技创新、制度这两大要素一般会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以及对冲前三项因素支撑力滑坡的重要价值,甚至成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主要贡献因素(贾康,2015;彭鹏、贾康,2016)。放眼未来,从技术变革的角度看,五大要素中还可考虑加入“数据”或“信息”这个新兴要素。
 
以上五大要素还可以做两个层次的划分:一是流动性、竞争性较强的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使用权、开发权层面)、资本、科技创新;二是非流动、非竞争性要素,主要是指制度。制度安排以及由此生成的制度环境虽然也始终处于变迁之中,但总体而言属于慢变量,属于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范畴,要经由诱致、压力等综合作用而不断发生演变、进化,最后才形成特定历史条件下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供给体系。简言之,制度供给是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制度需求所做出的相对滞后、相对稳定但又具有显著能动性作用的响应(贾康、冯俏彬,2004),其所提供的有利于或不利于竞争性要素充分流动、顺畅重组的环境与条件,也就总和而成为有利于或不利于“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
 
二、要素始终处于循环往复、相互继起的运动过程之中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人类的经济活动过程就是为满足人的利益而发生的供给与需求互动的无限循环过程,亦即社会再生产过程。在供给侧,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等诸种竞争性的要素始终处于不停息的运动过程之中,其运动的方向是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在一系列的竞争中最终落实于“用户体验”最大化所形成的市场占有率与回报水平。简言之,效率与收益是引导要素流动的直接驱动力,而用户体验的提升是收益驱动带来的社会检验机制与运行客观结果,也是最根本的支持力量。进一步说,促成要素流动的基本机制是竞争中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即凡是回报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行业或部门,要素将会流出,且回报率越低,要素流出的驱动力越大;凡是回报等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行业或部门,要素会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凡是回报大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行业或部门,要素将会流入,且流入的数量与速度,与该行业的实际利润率高出平均利润率的程度成正比。就一个行业而言,随着要素的流出或流入,其收益将逐渐向社会平均利润率收敛,直到等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此时要素运动便在此行业归于相对稳定。表示如公式‚[i]:
 
其中,Ki为第i行业资源流入量;Ri为第i行业的利润率;Ra为社会平均利润率;,Vi为第i行业单位时间资源流入量;ti为第i行业资源流入时间。
 
从动态的角度看,当时,,要素加快流入;当时,,要素流出;当令时,Ki=0,要素处于均衡状态,即不流出,也不流入。
 
从全社会视角观察,在任何时点上,要素都处于三种不同而又紧密相联的运动状态之中:
 
(1)向外释放。基于资本逐利的驱动,与其伴随的竞争性要素永远在寻找既定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那些不能达到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领域,将失去要素的青睐,要素会从这些领域流出。这种要素释放过程越是便捷顺畅,便越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中潜力的发掘和经济运行总绩效的提升。
 
(2)向内吸引。从低效领域释放出的要素所进入的流动过程,是以寻找收益更高的领域为方向。越是收益高的部门或领域,越能吸附要素前来集聚。在这种吸附机制发挥作用时,要素能否流动、以及在何种便捷程度上能够自由流动,是关键性的影响条件。
 
(3)重组。各种要素的流动形成重组过程。一旦要素找到更高的收益机会,将如铁屑被磁石吸附一样集聚,进而还会产生一系列“化学反应”,在互动中有机结合,逐渐形成特定的结构特征,并最终体现为某种产业部门结构和经济结构。整体而言,要素始终在或紧或松、或快或慢地实行重组,由此生成的经济结构也就在不停息的过程中动态演化。越是便捷灵活的释放、吸引运行机制,要素的重组越有效率和质量,相关的结构状态也越具有效率上的合意性。
 
这种关系与过程,可以用图1表示如下。
 
图1  经济社会中的要素运动图示
 
当然也要指出,以上三个前后相继的要素运动过程主要是一种理论抽象,就某一具体的时间地点而言,要素永远同时处于三个状态之中。由于经济发展中整个体系自身的异质性,以及“破坏性创新”在不同领域中发生的非均衡性、突发性、间断性,因而总有一些领域利润率高而有另一些领域利润率低,总有一些人能发现与把握更多更好的盈利机会而另一些人则不能,所以各竞争性要素始终会处于不停息的运动过程之中。正是这种寻求更高回报与利润的内在驱动机制,经由供给回应需求,形成经济增长澎湃不息的动力。所以经济增长的过程,也就是要素不断寻求得到更高回报的过程,反过来,要使经济不断增长,就必须为要素在流动中去寻求最大回报创造更加自由、灵活的条件,提供更为丰富的机会。
 
那么,要素的释放与吸引机制是否灵活、便捷,要素重组与结构动态优化过程是否顺畅,主要由什么决定呢?这是由供给侧五大要素中的非流动、非竞争性要素——制度供给起决定性作用的。如前,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当然也是处于变迁之中的,但总体上属于慢变量,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范畴,它由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素所诱致、所推动,经由渐进的自然演变和主动设计,最终形成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供给。但制度一旦形成,就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影响并塑造着一个社会中所有主体的激励机制与行为方式。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体,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制度变迁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与不断完善,过去是、现在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最具根本性的决定因素。
 
(本文全文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7期,与贾康合作。此为连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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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感谢西南财经大学陈建东教授所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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