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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步走”实施路径

当前,我国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切入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在各地展开,不少人形成了一个偏于简单、狭隘的认识,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完成这五大任务。对此,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以扩展相关认识。

基于要素“释放——吸附——重组”的运动规律和长周期理论所指示出的技术方向,可以看出,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要考虑一个既有先后顺序、又紧密相连的“三步走”战略:第一,从低效、过剩领域中释放要素,体现为完成“三去一降一补”这五大任务;第二,深化结构性改革,系统性地优化制度要素的有效供给,促进竞争性要素的自由流动;第三,积极抓抢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新经济并基于“互联网+”战略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以形成要素优化配置的“升级版”,为迎来新一轮经济增长与繁荣夯实基础。

(一)从低效、过剩领域中释放要素:以五大重点任务为切入点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目的是推动市场出清,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一是积极稳妥“去产能”,优化供给结构。目前重点针对的是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电解铝这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通过提高产品、质量、环保等标准,治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释放宝贵的要素资源。当前,需要特别注意防止在去产能过程中过于夸大行政力量的作用。对于为数不多的成规模的大型企业,如能认定是不可救药的“落后产能”的组成部分,固然可以便捷地使用“关停并转”行政性手段来加以迅速处理,然而面对我国总量已达七、八千万的全部市场主体,政府没有能力去一一甄别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中谁是落后产能的代表,真正的有效机制是促进公平竞争中市场充分起作用的“优胜劣汰”。甚至所谓“过剩产能”,其划分界限实际上也是飘移不定的,“有效投资”的创新机制如PPP,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一部分过剩的产能,转变为非过剩的有效产能,所以“去产能”的真谛是形成正确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地淘汰落后产能,而不是依靠政府去严格划定过剩产能而后关停之。二是“去库存”,消化房地产供给侧的冗余存量。目前,我国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严重,已成为拖累经济的重要因素。今后一个时期,要以多种政策手段与经济杠杆的合理组合,来积极化解这部分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三是防范风险“去杠杆”,确保经济安全。近年来,我国杠杆率上升较快,其中既包括宏观上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指标偏高,又包括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指标偏高,需要具体设计合理可行的风险控制方案,防范化解风险因素。四是多举并重“降成本”。目前我国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特别是税外的“五险一金”、行政性收费与其他各类隐性成本等,造成企业综合负担很重,需要从财税、金融、社保、流通、能源、廉政建设等多个领域发力,以配套改革打好降低企业成本的 “组合拳”。五是雪中送炭“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即补足经济社会发展中明显形成短板、瓶颈的方面,如精准扶贫、优质教育、普惠医疗、多种形式养老、城乡基础设施升级、科技创新重大事项、“三农”发展等,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更好的条件。

(二)破解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和障碍:深化重大关键领域的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属性是改革的“攻坚克难”。从供给侧角度看,目前在我国要素流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当约束与抑制,种种制度壁垒和过度垄断的存在对此难脱干系,亟须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准入、消除壁垒,为要素自由流动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

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历史原因,当前正在进行中的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等工作,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指向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首当其冲。改革的方向应坚持政企分开、明晰产权、顺应市场规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治理机制,实施混合所有制战略重组,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民营企业的发展纳入共赢的轨道。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规范政府的行权方式,管住管好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把简政放权做到位。一方面政府应从对大量经济社会事务的具体管理中脱身出来,另一方面积极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职能,按“大部制”和“扁平化”原则对整个政府机构进行系统化改造,以优化市场环境、释放经济社会活力。

金融与投融资制度改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金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血液。投资这一重大经济支持因素,需匹配融资的杠杆力量并有效地防范风险。针对我国金融体系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不足和金融风险因素频发等等问题,今后应积极引入多元金融和投融资主体,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和促进互联网、PPP等“新金融”和新型投融资机制建设,配套深化改革。

财税改革。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是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公权体系与公民间财力分配体系与基本经济关系的枢纽性机制。需要坚持分税制改革大方向,按照扁平化取向构建中央、省、市县三级架构,以“一级政权,配有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为体制原则,再配之以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转移支付的现代分税分级财政制度,形成优化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设计方案,推动税收制度由间接税为主转向直接税为主转变、并合理形成地方收入体系,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等,形成良好的经济社会利益分配与调节机制。

科技制度改革。创新对于今日之中国,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当务之急是基于教育改革破解人才培养的“钱学森之问”,以科技改革打造符合科研规律的创新体系,长效支持基础科研,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经济的融合,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特定领域要靠原始、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在中高端则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集成创新”相结合,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

土地与不动产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不动产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关系到国计民生方面重大利益格局的优化,需要政府在配套改革中长远谋划、审慎把握、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等的流转机制、城乡结合部征地、拆迁、补偿等方面。应积极总结重庆“地票”、土地收储制度和深圳化解原住民土地与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的实践经验,结合国家已推出并有明确时间表要求的不动产登记、以及《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自动续期、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加快立法、适时推进的房地产税改革等事项,攻坚克难,化解多种矛盾,打开通向长治久安的新路。

优化人口政策与劳动力市场改革。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支持因素。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老龄化社会压力的逼近,必须在“放开二孩”后继续优化调整我国人口政策,将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人口控制模式,果断过渡到以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更加鼓励生育的人口战略。同时,要大力完善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以真正形成城乡一体化、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三)优化要素配置:大力促进实体经济升级和积极发展新经济

 从低效过剩领域释放要素和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是要引出要素按市场规律形成资源优化配置这一各方期待的结果,提升供给侧经济体系的质量和效益,解放生产力。结合前文关于长周期的有关理论认识、当前世界产业结构在新技术革命大潮中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增长中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新要求等,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重要判断,即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的要素运动,必将流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大力发展新经济这两个方面。换言之,在经济增长新阶段上,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须的实现实体经济升级和新经济的发展,将是衡量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取得成功的主要标志。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之一是振兴实体经济。要以制度、科技为抓手,聚焦全要素生产率,支持我国实体经济向上冲破“天花板”,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历史地看,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原增长极区域实行的“腾笼换鸟”式的经济结构调整,正反映了原来支撑我国一路走到“世界工厂”、“总量全球第二”的低廉劳动成本、土地开发潜力等比较优势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正在逐渐消退而必须进行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腾笼”就是要把相当大一部分传统制造业产能转移到国内欠发达地区或周边经济体,这和改革开放初期这类产能由外部向我国转移是一个道理。“换鸟”就是要实现产业、产品的升级换代。但如腾了笼而换不来鸟,冲不破向上跃升的“天花板”,那就将被憋住而痛失好局。温州所代表的挫折局面,已对我们敲响了警钟。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之二是大力发展新经济。新经济主要是指基于互联网为基础的经济创新发展成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所产生出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二是传统产业在“触网”(“互联网+”)后所打开的新空间、新领域,涉及全部一、二、三次产业,既有“三产”中的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也包括“二产”中的智能制造、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新型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一产”中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订单农业”、家庭农场、“产超直通”以及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等等。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互联网第一大国。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比整个欧盟的人口数量还要多,互联网普及率为50.3%;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无线网络覆盖明显提升,网民Wi-Fi使用率达到91.8%。与之相适应,我国的互联网经济举世瞩目。目前世界上十大互联网企业中,我国占了四家。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其2015-2016财年的总交易额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已超越沃尔玛成为全世界最大零售平台,被业界视为零售业务由线下全面转向线上的标志性事件。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38773亿元,比上年增长33.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2424亿元,增长31.6%;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6349亿元,增长42.4%。有国际组织预测,到2020年我国零售市场的线上渗透率将攀升至22%,市场规模总计达10万亿元。再以当下仍处于“成长的烦恼”阶段的分享经济为例,其发展势头更是令人啧啧称奇。根据《中国分享经济报告》的结论,2015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已达到19560亿元,主要集中在金融、生活服务、交通出行、生产能力、知识技能、房屋短租等六大领域。分享经济领域参与提供服务者达5000万人左右(其中平台型企业员工数约500万人),约占劳动人口总数的5.5%。保守估计,参与分享经济活动总人数已经超过5亿人。展望未来,预计未来五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分享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新经济展示出的不可思议的潜力与空间,为陷于经济下行泥淖的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也代表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前沿与大方向。放眼全球,当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入口”上,我国有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站在争抢新经济制高点的同一起跑线上,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重回世界之巅的关键,迫切需要在继续争取运用好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的同时,有效形成供给侧发力“守正出奇”的结构性改革“先发优势”。

总之,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长纵深视野与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并可通过理论模型给予通盘考察,进而准确把握优化、提升供给侧诸要素质量与效益的基本要领。一言以蔽之,供给侧所涉及的竞争性要素能否顺利释放、流动、重组,并形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顺畅转移,是决定我国经济能否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本源性动力机制和关键性制度安排。综观全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意在“问题导向”之下,准确抓住阻碍增长的关键因素,以有效制度供给为龙头,解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前进的迫切问题,向着“全面建成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挺进。只要方向正确、着力点清晰,我国完全有可能在当今世界性的结构性改革中,在即将到来的波澜壮阔的新经济时代,走在前列、先人一步,使我国这一曾经在前几次工业革命后落伍的文明古国在追赶-赶超的现代化过程中后来居上,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原文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7期,与贾康合作。此为连载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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