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岁末。关于明年财政赤字率的讨论再起。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教授在2018杭州湾论坛说，对于赤字要高度敬畏，不可轻言扩大赤字，3%的财政赤字率，一定不能跨越，哪怕是名义上的指标，也要守住这一条底线。对于这个观点，现场另一些专家表达了不同的声音。如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迅雷就认为，3%财政赤字率不是一个死杠杆，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明显，企业生产成本高居不下，部分企业和产业已经在向海外转移导致产业链条中断的风险，对此需要有战略眼光，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彭文生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对此如何看？

 

在我看来，财政赤字率的问题，其实是财政政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专家们关于赤字率应不应该提高到3%以上的讨论，其实质是在讨论面对当前的经济趋势，明年财政政策——或者再宽泛些——明年的宏观政策应如何取向。

 

关于明年的经济形势。早在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就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为此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稳预期”的要求。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走向与可能的持续时间，各方大体也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是众所皆知。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停在6.5%这一“铁底”就是一个明证。

 

关于货币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先长易纲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承认，前期一些政策制定考虑不周、缺乏协调、执行偏离，强监管政策效应叠加，导致了一定的信用紧缩，今后在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和强监管、稳增长的平衡性。加上央行此前之后一系列旨在增加流动性的操作，可以这样说，原来以“去杠杆”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已从中性趋紧的转向为中性趋松。可以肯定地讲，这一趋势将会延续到明年。因此，对于明年货币政策的取向，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已形成共识。

 

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同，在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央财隔空“互怼”之后，积极财政政策也转向了“更加积极”。主要举措包括但并不限于：加快专项债券发行进度，10月底前要完成全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提前对地方下达了明年1.66万亿元的转移支付；下调了1585个税目的进口关税；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等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和难能可贵的转变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正在从基建为主转向减税为主。前一段时间，李克强总理在天津达沃斯论坛表示，将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在社保费实行新的征管体制的同时，要明显降低社保费的费率。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已经明确要求，要“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具体措施包括推进增值税减税、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低社保缴费名义费率，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等等。综合以上种种，也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财政政策确实正在更加积极。

 

这说明，对于当前以及明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和可能趋势，有关方面已经很清楚，而且不用等到明年，现在就已经多管齐下，已共克时艰。正是从这个角度上看，财政赤字率一事，其重要性就不如过去那么重要。因为宏观调控这个工具包里面有很多种工具，工具和工具之间可以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当货币政策已转向中性偏宽松，财政政策也拿出了多种扩张工具、特别是大规模减税正在路上的同时，赤字率的相对重要性反而较之以往有所下降。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考虑的是财政赤字率对于全社会的心理暗示、即预期引导作用。

 

3%的财政赤字率源于欧盟对于成员国的财政约束指标体系，与其说是一个精确的数量指标，不如说是一个债务谨慎管理的指导性原则。当然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提高赤字率的做法，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美国在次货危机之后财政赤字率一度高达10%。但多年运行的结果表明，3%及其以内的财政赤字率能够给各方面一个国家财政运行处于安全线以内的信号，给各级地方政府一个节制投融资、严控债务的信号。这对于当前正饱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之苦的中国而言，是很有现实必要性的。如果再考虑下我国体制条件下投融资方面的易放难收、积极财政政策多年难于退出等情况，就更值得谨慎对待赤字率破3%的提议。

 

简言之，我的看法是：基于明年经济可能下行的趋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双双保持适度扩张态势。就财政赤字率而言，确实应当在现有2.6%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但也不能一下子提得太高，以防过度引导社会预期。3%正好，既进退有度，也左右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