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重庆人，对近年来在重庆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时有耳闻，当然听到的评论也褒贬不一。今天在网上看了凤凰卫视和央话对话节目对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关于“重庆共富”的访谈节目，看完后却深受触动，个人以为这是一个“顶层设计”的完美例子。

1、有一个易识易记的核心概念。在重庆例子中，这个核心概念就是“重庆共富”。对于什么是共富，简单地说就是共同富裕，这倒也耳熟能详，人人皆知。对此黄市长有理论上的阐释，我还注意到他的讲话中还有强烈价值观上的传承，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的体现，也是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虽说听上去类似于老生常谈，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2、对核心概念的具体化。进一步地，他还将“共富”提炼成三个与中国国情、重庆市情紧密结合的三个方面：即缩少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分配差距。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三个方面还有具体（即黄市长所说的“量化”）的数字表达：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从现在的0.438下降到0.35（了不起，不由地赞一声）；城乡差距由现在有3：1下降到2.5：1；区域差距由现在的2.5：1下降到2：1。

3、如何做。重庆市提出了共富12条，条条有措施，有目标，并分别指向上面讲的三个目标。有兴趣的读者可认真看一下《对话》中黄市长的表述。不过，令我印象更深刻的是黄市长的谈话非常清晰地触及到了问题本质，这种感觉在短短半小时左右的谈话中多次强烈地涌出。如，谈到缩小城乡差距时，黄市长说关键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如果您经常看此类文章，你就知道那些语焉不详的说法是多么地多）；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关键在于抑制高收入阶层、国有企业收入的过快增长（同样地，如果你经常看讨论收入分配的文章，你也会知道其中似是而非，欲语还休的说法在多么地多）……相比于我们平常见到的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政府文件表述，这种直扑问题核心与本质的表达真让人醍醐灌顶，相当的清楚明白。黄市长这种直击核心与本质的能力几乎体现在他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认识与表达上，比如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要让农民有财产性的收入，金融机构不愿意给农已贷款的本质原因是农民提供不出来质押品……我是搞经济学的，这类文章看过无数，通常留下的印象通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大多一团浆糊了事。黄市长这种一下子抓出问题的核心与本源的能力即使是在学者身上，也不是经常能见到的。

在我后来进一步查找的网上有关新闻中，发现重庆市公开的共富12条也是如此简洁、明快的风格。要做什么？达到什么目标？如何体现？条条清楚，能认字就能看懂。如其中有两条是：“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条件，大幅减少住房支出”、“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等……均是措施明确，目标量化到位，在我所见到的各种类型的规划中，这是比较少见的。

4、钱从何来？对于正在重庆大搞特搞的改革，各方面最大的疑问之一就是“钱从何处来？”。据说，执行和完成这个“重庆共富12条”大约需耗资10000亿元以上，以重庆市财政本身的能力，当然不可能承担。即使换成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对此都会望而却步。但黄市长的帐算得很清楚，从空间上看上，这10000多亿元是由三个主体分别承担的，一是企业（以交纳各类保险的方式），二是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方式），三是社会或者说劳动者本人；另外从时间上看，这些支出将分散在不同年度，如社保从缴费到领取，其间有15年的时间，所以并不是由政府一个主体，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拿出10000多亿出来。这种多主体、分阶段承担相关资金责任的方法正是学界多年来倡导的“多主体合作”思路，正是在这种思路下，那些看似完成不了的任务、做不了的事，但从全局来看又必须要做的事，才能寻求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思路。当然，其中的机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重庆市政府花钱的方式也令人十分咋舌。黄市长在谈话中提到自2010年以来，重庆市对于微型企业（有7、8个人，有10万元的资本启动金）创业就给予了支持政府，即资金本50%的财政补助（最高50000元）、50%的银行贷款支持（最高15万元）。我长期研究财政，很知道财政资金向国有企业流入，渠道是很畅通的，出了问题有关人员也说不上有多大的责任，但一旦财政资金要流入民营企业，立即就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嫌疑（宿迁近年来就因为这个问题一些已民办的医院又重新戴上了“国有”的红帽子），连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这么紧迫严重的事，四川省的许多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也裹脚不前。而在重庆，早在2010年就有了这样的事、有了这样的做法，重庆市的魄力由此可见一斑！

会不会发生赖帐的问题呢？黄市长说，当然会，但要相信生意人在做生意时，没有人是想着生意一定会失败还去做生意的（正如查尔斯王子说的，没有人边想着离婚而结婚的），当然生意有可能经营失败，果如此，政府赔三分之一，银行负担三分之一，企业主本人也在承担三分之一。黄市长讲得很清楚，此举的目的有二，一是增加就业，二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不只是能吃饭）。如果这不这样，政府就要拿钱出来搞低保、发失业救济、同样也要花16、7亿。这种只是花钱的方式不同而金额相同的方法，在现体制下可以说是极其大胆，我敢说许多领导干部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其中所蕴藏的胆略和政治风险就不是人人都能这么干的了。

总之，我认为，所谓重庆共富是一个方案精密、设计周全、计算清楚且每个步骤和政策之间都内里联通、环环相扣的体系，是一个难得一见的顶层设计的样本，值得学习、值得认真分析。

以上是从正面解读重庆“共富”。的确，在权力集中的体制下，精英政治有时远比民主政府更有效率，但前提是有一个英明的领导人，而且这个英明的领导人还必须有高度的自觉，行动在什么范围内，在何处停止，完全靠自觉自主。正是在这一点上，权力在手的政治家有时候也是很难把握得往的。所谓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正在进行中的重庆模式同样面临这样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