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讲“顶层设计”，固然还与经济领域有关涉，但在更大的方面则是直指现行政治体制。因此顶层设计之热大约可替换成另外一个问题：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在？
 　　顺着顶层设计的内在逻辑，即：相对于经济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主动设计、系统规划、精心的推动。
 　　问题在于：如何设计？
 　　在我看来，要设计一个东西，大约有两种方式，一是学习已有的榜样，比着别人的样子描图，当然其中肯定包含着根据自己需要所进行的改动，特别是那些在人家的经验中已经被证实为错误的东西，当然更要着力避免，这就是所谓的制度的后发优势，二是胸中已有完整蓝图，所谓成竹在胸，胸有沟壑，顶层设计不过是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深思熟虑后的自然展现，就像当年苏秦的“合纵”、范睢的“连横”和诸葛亮的隆中对。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没有学习的榜样？这个问题换一个问法：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再换一个问法：我们有没有可能、能不能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习它们的经济体制一样学习它们的政治体制？如此一问，答案立现。因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学理上很清楚，实践中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但是，有谁能把它说出来吗？即使说出来了，有可能上升到顶层设计之题中应有之义的“国家意志”吗？君不见全国人大一再申明：我们决不搞西方国家所谓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么。
 　　写到这里，想起长期以来我们该不该向西方学习、学习到什么程度的老问题。张维为教授关于“中国模式”的诸多观点很引人注目，特别长国人志气。在其所著的《中国震撼》中，基本的观点是：凡是向西方学习民主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成功，即使那些没有完全失败的，其民主的品质也很差。我很佩服张教授的见多识广和国际视野，也从他的书中得到不少信息，学到不少东西，但对他的这个观点却存有疑虑：远的不说，亚洲四小龙——日本、台湾、新加坡，韩国——哪一个不是向西方国家学习才实现现代化的？与英美相比，这些国家的民主品质确实差些，但若纵向与它们自己的历史相比，则已经好得太多了。日本早年甚至实行了“脱亚入欧”的顶层设计，而台湾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化，更是有赖于大批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精英回来后的主动而为……至于我们自己，早在清末就派出过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而且后来确实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清政府已开始着手改良政治体制，比如在各地设立委会、搞制宪、基层选举等，只不过由于种种必然的、偶然的历史机缘，这一过程最终被打断，革命替代了改良，而随革命而来的社会主义在逻辑上优于资本主义。这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自然不可能再继续了。
 　　细想起来，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长达千年的国家里，一方面沉淀了光辉久远的文明和历史财富，但同时也身负着不可言说的历史包袱。一个在心态了占优了几千年的国家，要低下头去时向外人学习、向周围的小兄弟学习，这个身段，还真是很难弯下去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复杂利益的纠葛）。
 　　中国人能不能胸有成竹地顶层设计出我们自己的政治体制？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精英跳出现世、洞察历史与未来、甚至穿透中西的能力（当然还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因为顶层设计本来是个工程学名词，内涵是系统学、结构学和关系学，因此要进行顶层设计，就必须对这个系统内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反应程度、后果有着极其清楚的认识。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些可以通过实验室解决，然后寻找最优方案。若要在社会、政治领域内进行顶层设计，也需要对其中的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互动效果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知识精英必须要在其中担当大任。但是，我们的知识界做好准备了吗？能胜任这个工作吗？我个人表示怀疑。例证之一：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对此能给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理论解释哩。更何况，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界的独立性丧失殆尽，在很多情形下，知识分子不过是政治家的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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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认为“顶层设计”作为一个政治新词在当下热起来，主要表达了知识界、决策层已深刻感受到了改革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方向需要。这是一种信号，但也只是一个信号，距离实际成行还早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