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观网上关于湖南政府采购的信息，除了上篇博文中提及到脱离主题、涉足现行预算管理之种种不足外，对这个事件进行正面陈述的就只有《京华时报》那一篇记者与陈荣的对话稿（以下称“《对话》”），和湖南省直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当地政府采购中心”）对此事的三点回应。严格讲，对此事进行分析的材料是不充分的，尽管如此，但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几个重点。试析之。

 第一，招标人能不能限定投标人身份？答案是：不能。

《对话》中说：“去年9月29日，受省文化厅委托，省直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对外发布采购公告，当时规定只接受生产厂家的投标”。按一般道理而言，招标人为了获得质价比最优的产品，条件之一就是要在投标人之间创造比较充分的竞争，为了此不能对投标人的身份有任何明显限制。这个道理放在过去，主要要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机会而不只是国家单位的内部循环；在加入WTO之后则主要体现为内外一致，给外国投资者与内资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所以，政府采购招文件是不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来限定谁能投标、谁不能投标的。这一点，当地政府采购中心显然是知道的。《对话》显示，在陈荣等当地商家提出抗议之后，该政府采购中心随即更改了条款，取消了对于投标的身份限制规定。

 第二，政府采购中心能不能确定最低限价？答案是：可以。

《对话》中说，“省直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于10月22日重新发布招标信息，允许本地代理商参与竞标，但加了一个补充条款，就是报价有一个最低限价”。这最低限价是多少，文中没有提及，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政府采购中，招标人能不能设最低限价。我不太记得有无具体的法律条款对此进行规定，但据我所知，政府采购在我国施行之初，并无最低限价这一说，但后来各厂家商家为了争取进入政府采购领域，宁愿以大大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销售给政府（不仅是由于政府采购通常成规模上批次，而且因为相对于一般企业，政府这个买主在付款方面比较有保证的，从而导致了国人熟悉的惨烈的价格战在政府采购领域上演。一些地方的实践表明，这确实导致了这些以极低价获胜的商品要么无法保证质量，要么无法保证后期的足额供给，所以，后来政府采购之“低价”、“节约财政资金”这类的政策优势就越来越不被提及了，设定最低限价也就成为了各地政府采购中一种常见的做法。

 第三，如何设定最低限价？1500万的东西3000万成交是否太贵？答案是：确实太贵。

 如上，在本事件中，当地政府采购中心设定最低限价，符合行业惯例，并无不妥。因此问题的关键关不在于能不能设最低限价，而在于如何设定最低限价。理论上讲，设定最低限价的方法有许多种，不一而足，但无论哪种方法，如果所招标的这批物品不是特制、定制或者说是市场上从来没有过的商品，那么其现在的市场价本身，就是最好的参考标准。《对话》显示：这批乐器均为市场上正常销售的商品，并非特制，所以其市场价应当是政府采购中心设定最低限价的重要参考。陈荣说，这批乐器市场价为1500万元（包括10-20%的利润），但最后的招标成交价格高达3000万。如果此言属实，“不买好的，只买贵的”这个指责是成立的。至于其中到底有无猫腻，有什么样的猫腻 ，则需要由相关部门或机构进行查证才能说得清楚。但不管怎样，这一点确实给各方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

 第 四，评标的时间太短吗？

 《对话》中说，“评标的时候让我们带个样品去试奏，但样品都在投标人手里拿着，根本没有试奏，就评出分数了。招投标的试奏一共有七八十件乐器样品，每件乐器试两分钟也要两三个小时，结果整个评标试奏只用了20多分钟。”这是说评标是否严肃认真的问题了。看上去的确有点形式主义，不过，政府采购有时会采购非常专业、复杂的物品，因此在评标前会有比较复杂的后台工作，有时会分成几个不同的工作环节进行，不能完全以现场的表现来介定。不知道当地政府采购中心在进行这20分钟的评标以前，还有没有做过其它的工作？

  第五，招标的物品能否变更？答案：不能，如确需变更，必须重新走程序。

 《对话》中说，“（招标）文件要求是C调的低音长号，最后中标人投的产品是B调中音长号，根本就不一样的东西”。理论上讲，招标和投标的东西应当完全一致，如有变更则要重新从头走程序，现场调整肯定是不行的。

陈荣只是一个商人，不懂政府采购这么专业的事，因此他自认为最关键、最有打击力的武器——“设定最低限价”——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不过这并不重要，在他与记者的对话中，明眼人已能窥见部分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