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给一个培训班上课，内容是我国应急资金保障体系。为了备课，我认真在网上浏览了近期我国的主要突发事件及其资金情况。看了一圈下来，又不胜唏嘘起来。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相对于2008年前后，这两年算是平静的，即使如此，也还是发生了启德、苏拉等涉及数十万、上百万民众转移避险的台风灾害，以及西北、西南不停歇的地质灾害和大大小小的地震。

影响较大的是彝良地震。地震基本情况是：

2012年9月7日11时19分，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与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交界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4公里；12时16分，彝良县又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2012年9月8日下午2时，地震已经造成了18.3万户共计74.4万人受灾，因灾死亡的人数80人，房屋倒塌7138户，共计30600间，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37.04亿元。

地震发生后，领导视察、各方驰援、政府救灾、社会捐赠、灾后重建……一应如仪。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仍然是其中的资金问题，特别引起我感慨的则是那些几年前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中存在的资金管理问题，现在仍然是问题。

资金来源方面。地震发生后，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共下拨了10.5亿元，其中7.5亿元用于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包括对应急转移安置、民房倒损恢复重建、过渡期生活救助和死亡人员抚慰金的发放等，另外3亿元为综合财力补助，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一些医疗救治方面的补助。云南省财政厅下拨救灾补助资金1000万元，其中：应急补助经费800万元，统筹用于灾区应急抢险、灾民生活安置和遇难人员家属抚慰等；工作经费200万元，用于抗震救灾工作补助。至于当地政府，网上没有找到他们自己拿钱出来救灾的信息。这种上大下小、甚至没有的现象就是我们分析过的在自然灾害处置中“中央财政一力擎天”的典型体现。

    再看看资金使用方面。与以往几次大的自然灾害相比，这次有些方面有进步：第一，给死亡失踪人员的抚慰金由10000元增加到20000元（顺便说一下，开始也是10000元的，但后来网民大呼“生命如此不值钱么？”，政府就增加了10000元）。第二，对灾民过渡期的临时生活救助明确为3个月（不像以前一会3个月，一会6个月地缺乏稳定性）。但是没找到关于民房补助标准的信息（结合当地重建方案分析，大约主要采取当地政府统规统建的方式，不再需要直接发放这笔钱）。

最有意思的是灾后重建资金。地震发生后，彝良政府报出的灾害损失为38.04亿元，最后通过的重建方案整体投资为37亿元。看上去是将重建规模控制在灾害损失的范围内的，不过我看到的另一则消息令我哑然失笑。大意是“当地政府组织人员奋战了一天一夜，终于拿出了288亿元的重建投资计划”。一天一夜，288亿哦！再将这个金额与最后通过的37亿比较，诸位看官大约能明白其中的有意思之处吧？

还有保险资金。网上报道说，灾害发生后，保险部门理赔特别积极，但最后一共只支付了23万元的保险金。我指明一下哈，其中的20万还是付给某人的人身保险的，也就是说，相对于高达38亿元的经济损失，保险理赔仅为3万元。

我们曾经指出过，灾后地方政府夸大损失、搭车重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国内外都有。对此，需要引入灾后损失的核查机制。汶川地震时，我们没有这样的机制；舟曲泥石流时，也没有；彝良地震，仍然没有。

我们曾指出过，灾后重建标准应当以“恢复”为主，适当超前。汶川地震后的“发展式重建”、“跨越式重建”已经让各方交了学费，但彝良地震的灾后重建，仍然秉承了“发展式重建”的思路。

我们曾经指出过，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地方政府的思维是：化危为机，抓住机遇，争取支持，解决当地的发展问题，并为此发展出一整套灾后行动路线图。这种在局部看来有益的方式，整体上却是扭曲和讽刺。比如，人人都知道，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一件不幸的事，但发生了灾害却可以轻松得到大笔银子；死了人是一件悲惨的事，但死的人越多，越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因就越容易得到资金支持。那么，对于那些平时获得资金特别困难的地方政府而言，他们到底是喜欢发生灾害呢，还是不喜欢发生灾害？其中的吊诡，不言而喻。

我们也曾经指出，巨灾保险是一种负的公共产品，必须将其定位于政策性金融的位置，以此来设计财政与保险之间的合作机制。汶川地震后议论得沸沸扬扬的巨灾保险，现在四年过去了，仍然没有看到出台的任何希望。

我的应急财政研究本来已告一个段落了，专著也出了，文章也发了一大堆。本来以为，几年过去了，管理层面应该有所变化了。彝良地震的情况告诉我们，在中国，确实连搬动一张桌子都很困难，更何况涉及到上下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与制度建设这等大事。即使研究者已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已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也还早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