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决定》中被赋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长度和力度。先说长度，在大约20000字的《决定》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部分的文字占到了870字，考虑到财政改革只是若干重大改革中之一，就可以强烈感受到对于财政问题重视。当然与长度相比，更重要的是力度。《决定》第一次使用了“国家治理”这样极具现代意蕴的新词，而且直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赋予财政制度以“国家治理重器”之定位，冲击力之大，可见一斑。

关于财税改革的方向与原则，总体上没有脱离事先各方的建议和估计，但也有超越和突破。本博客分三次试作一解读。

一是关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即通常所说的财政体制这一部分的内容。这次用了一个新提法，即“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代替了以前“财权与事权相匹配”、“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表述，但基本意思没有改变，都是要寻求“事”与“钱”之间的吻合。对于各方期盼最大的调整中央与地方事权范围，《决定》做出了原则性的回答，即“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上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相较于现在事权划分的状况，其中的进步可谓明显，而且体现了现代财政理论所主张的“按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确定事权归属”的理念，这对于今后新增事权的处理极富指导意义。在此原则之下，有望在一个可预期的时间内对此进行细化并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事权清单”。个人感觉，涉及到统一市场监管方面的事权——如环保、食品安全等——会很快上收到中央，但“社会保障”这样前期讨论中认识比较一致的、应当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的事权则被纳入了“共同事权”的范围，虽然是可以理解的渐进改变，但仍不免过于瞻前顾后。至于地方政府承担本区域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一说，更是有点含混，因为一来没有说明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哪些，二是整个决定中没有“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这么一说。具体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

与“事”相对的是“钱”。此前各方对于“营改增”后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例有很高的呼声，但《决定》对此没有回应。“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的表述清楚地说明，中央无意重新划分与地方间的财力分配比例。由此引出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履行事责的财力将主要从何而来？我认为《决定》中给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提高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二是寄望于新增税收收入，前者是短期可操作方案，后者则有长远性，因为所有可能成为地方主体收入的税收都需要漫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