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比较详细的税改纲要，据悉美国国会已将重新修改税法列为今年秋天最紧迫的工作，各方面希望能在2017年年底前将税改部署到位。特朗普总统再次阐明，美国希望通过税改实现以下四大目标：一是使美国税法简单易懂；二是让美国企业更有竞争力，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提高工资水平；三是降低中产阶级家庭的税收负担；四是将3万亿~5万亿美元的海外利润带回美国。美国税改之箭即将离弦，各方估测，新一轮美国税改一旦通过并实施，极有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减税浪潮。目前，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到2020年，将企业所得税从20%降到17%，法国、印度等也争相宣布正在制定减税计划。有鉴于此，我国也应当未雨绸缪，做好相关方面的研究与政策储备，以应对可能来到的新一轮全球税收竞争。

 

我国减税应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

 

我国财政的实际情况，可用以下两组数据简要概括：一是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一般都在40：60，而多年来经合组织（OECD）国家直接税与间接税之比大约为55:45，而美国则为75：25，英国为65：35 。二是多年来我国税收占全部政府收入的比重仅在50%左右，另有50%左右的政府收入来自于税外各类收费，而美国税收占政府收入的比重一般在90%以上。

 

因此，我国减税不可能、也不必要复制西方国家的模式，而应当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有中国特色的减税道路。我们认为，我国减税的重点主要在于“三个加快”：一是加快推进税制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二是加快清理税外收费体系；三是加快形成控制社会总负担水平螺旋上升的体制机制。

 

打包各类减税措施，形成“一揽子”税改方案

 

近年来，我国以全面实施营改增、清理收费为主要内容的减税行动“始终在路上”。继2016年为社会减负近万亿元之后，今年各项减税降费措施预计仍将继续为社会减负一万亿元，成绩有目共睹。但综合起来看，要应对新一轮的全球减税浪潮，还需要改变做法，形成一个更加综合、全面、明确的“一揽子”减负方案，一方面稳定和明确社会预期，另一方面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位置，在可能到来的全球减税浪潮中取得先机。

 

具体说来，举措可包括：

 

加快直接税改革进程，推动我国税制转型。一般而言，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多以间接税为主，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会迎来一个向直接税转化的阶段。但是，税制转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社会剧烈变革，因此把握好转换的节奏和时机，十分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变革大方向已经确定，“营改增”的全面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税制，但相对而言，直接税方面的改革还有些滞后，宜适当加快节奏。

 

争取在2020年实现税收法定。税收法定是一国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整体税收的法定性不足，十八种税中仅有三部税法，且执行过程不断打“补丁”，是企业形不成稳定预期的主要原因。需要采取切实行动，以“简明、中性、方便征管”为原则，全面整理、修改税法，争取在2020年全面实现税收法定。

 

全面整理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条款，降低名义税率。可以全面、深入梳理企业所得税的各类优惠政策，将此前仅适用于一些行业、一些地区甚至一些产业园区的政策中具有普遍价值的方面，上升到法规层面，正式纳入《企业所得税法》，以此收敛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间的缺口、缩小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税率差异。同时，涉企税率根据产业发展的特点实施“三减三增”：一是降低高科技产业税率，提高成熟工业产业税率；二是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税率，提高资本和机器密集型产业税率；第三，降低生活必需品产业税率，提高奢侈享受型产业税率。由此，可在不影响财政总收入的情况下，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转型。

 

应全面整顿税外收费

 

我们还应全面整顿税外收费：

 

正税清费，渐进式推进行政零收费。对于政府部门提供普遍性公共服务的行政性收费，要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将其中确有必要保留的项目归并到相应的税收之中，正税清费。除此之外的收费项目，则可考虑借鉴广东、湖北等地的经验，渐进式推广“行政零收费”，逐步取消。

 

完善使用者付费项目的定价机制和相关管理制度。我国收费体系中存在大量“使用者付费”项目，本质上属于服务交易，应当收取。但由于这些收费多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因此常常被企业和老百姓误认为是政府收费。对此，长期对策是积极推动事业单位改革，短期而言则是改善这些领域的定价机制，加大信息公开。如打破垄断、增强竞争，建立收费与成本之间随时间、余额甚至物价变化而动态调整的机制，以及适度公开这些准公共部门的成本信息等。

 

与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全面脱钩。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等收取的会费、报刊费等，常被公众视为政府收费，主要是因为这些组织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模糊。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大与其脱钩的力度，深化社会组织相关改革。

 

分门别类整并政府性基金。我国政府性基金里内容多样，既有“准税收”，也有使用者付费、国有资源（产）收益，还有相当部分是具有“价格”性质的收入。可将其中与水、电、道路通行有关的政府性基金，结合正在进行的电力体制、交通运输体制改革，在理顺电、水等价格形成机制时，同步整并，以切实减轻社会负担。具有税收性质的政府性基金，与税制改革同步整并。属于国有资源（产）收益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

 

继续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保缴费率偏高，既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负担之一，也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时双方企业综合负担的主要差距所在。可将社保降费与深化社保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以降费倒逼改革，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社保异地转移接续、国资补充社保以及社保资金入市等的步伐。

 

有必要指出，以上减税降费方案，如想达到实际减负效果，必须同时伴有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支持，一方面要厘清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一个更加综合、切实可行的地方收入体系，以形成支持减税降费的长效制度机制。